2009年6月1日

書評:中國古代社會史

中國,或者更精確地說,中國本部(China Proper)-由漢文化統治的亞洲大陸東岸。這裡產生的文化以輻射狀傳播亞洲,形成了中華文化圈。中華文化融合很多元素,如儒家、道家、法家、陰陽家、中國式佛教等等,不過若要探求文化根源,仍得上追至西元前一千多年以前,也就是夏、商時期的歷史。這裡推薦李宗侗的《中國古代社會史》

《中國古代社會史》於一九五四年出版,後來經過四次改版。此書探究夏商以降的中國歷史,可是作者不僅僅只是藉古籍向讀者敘述中國古代的社會情況,他採用了民族學,以圖騰社會的概念來研究中國古代社會。並且藉由西方的古希臘羅馬歷史來反觀東方,注重原始宗教對中國古代社會的影響。

這樣的寫作方式在當時想必十分新穎,或許與作者曾至法國留學有關。李宗侗於一八九五年出生於北京的官宦之家,在十七歲時至法國留學,並畢業於巴黎大學。他回國後曾任國民政府財政部全國註冊局局長、開灤礦務局督辦、故宮博物院秘書長等職務,戰後隨國民政府來台,擔任台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。他專精中國古代史,著有《史學概要》、《中國史學史》、《希臘羅馬古代社會史》等書。

本書共分十五個章節,貫穿全書的概念為姓與圖騰(Totem),底下略述其觀點。作者認為在中國古代社會中,姓,或者稱為圖騰,都是社會組織的中心,在第一個章節則定義了圖騰以及中國古代對姓的定義。李宗侗以為,中國初民社會的姓氏與民族學上認為的圖騰的概念相同;圖騰的定義眾多,大致上是指一個人類團體裡,相信他們出自於某種生物或非生物,並且將其作為團體的標誌。中國古代社會的姓也是相同意義,如姜姓,則以羊為圖騰。所以古中國的姓與圖騰,其實為同義。

第二章為姓與婚姻的關係。中國古代的周人,採同姓不婚的婚姻制度。這種觀點在二十一世紀的台灣依舊存在。同姓不婚在現代優生學的觀點看來是可以理解的,它可避免近親結婚產生了遺傳性疾病。不過這樣的看法卻不能套用在周人身上,因為當時的人不可能懂優生學;相反的,周人並不禁止異姓的表兄妹結婚,但是即便是血緣相差甚遠的同姓男女,也不得結婚。所以研究同姓不婚的緣由,不能以生物學為依據,而要以圖騰制度為依據才行。

李宗侗在第三章談到了中國古代社會從母系到父系的流變。根據中國古代典籍記載,母系社會是先於父系社會存在的。如呂氏春秋裡曾言:「昔太古常無君矣,其民聚生群處,知母不知父,無親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別,無上下長幼之道…」此外,中國古代有堯禪讓予舜的故事,堯將自己兩個女兒嫁給了舜,由舜取得王位。然而舜的帝位是藉由堯的女兒取得,是夫以妻貴,而非妻以夫貴。

第四章為圖騰的地域化,藉由圖騰的概念,我們可以瞭解國名、地名與水名的由來。中國歷代的朝代名稱,常用皇帝即位以前的所屬地,如楊堅襲父親的爵位為隨國公,後來建國,王朝的名稱就定為隋(去辶為隋)。至於屬地的名稱則從部落的圖騰而來。中國古代社會的初民生活乃流動而非定居,到後來漸漸發展農業,各部落將生活形態轉為定居生活,隨著時代流轉,部落不僅僅是從屬於圖騰,也屬於某個區域,此為圖騰的地域化。因此圖騰為何,也連帶影響了所屬地區的名稱。相反地,地名同時也可能影響圖騰。

各個集團的圖騰地域化後,政權集中的時間也到了。在第五章中,作者表示政權集中是逐漸的,早期部落中的每個人都是平等的,後來才有首領,由部落眾人推選。首領的權力性質主要是宗教而非政治的,直到政權與教權分離時,才符合現代對於君王的定義。第六章談到了古代婚姻制度的特殊現象,如娣媵制,即姊妹共嫁一夫。

第七章與第九章提到了中國古代社會對火焰的崇拜,以及火焰與祭祀之間的關係。第八章指出圖騰分為團體共有與私人擁有,名即為私人擁有的圖騰。李宗侗在第十章說明了周代宗法制度以及大宗小宗之間的關係,並且比較了希臘羅馬古代社會的宗族組織。在西元九世紀以前,義大利尚未有邦的出現,演司(Gens)是當時唯一的組織,他們是一種複雜的組合,各有獨特的環境,且擁有宗教、經濟、法律的特殊觀念。同一個演司的人都有相同的姓,此和中國古代的宗族很相像,待各地演司組織成邦,演司仍具有其獨立性。中國古代也是如此,在春秋時,國家若想放逐某人,仍須諮詢其宗主。

各地演司為了對付共同敵人,亦或為了生活容易,才會組織成邦。邦是政治性的組織,演司則是屬於宗族的,兩者截然不同。希臘各邦的形成,皆循此模式。希臘如此,中國亦然;作者在第十一章指出,中國古代社會中,各個圖騰團組成邦,但是各族地位不一定相等,有些勢力較強,讓其他宗族自動擁護他,形成君團。但是其他各族也不平等,有的高,有的低,但皆是貴族。這種情況形成的宗法制度,封建則是宗法的擴大。

在中國的古代社會中裡,各國之間,最重要的就是祭神與戰爭。兩國之間的戰爭,不只是國人之間的戰爭,也是神明之間的戰爭。因此在戰爭前都必須先行占卜,凡打勝仗的人,必將戰敗者「毀其宗廟,遷其重器」。

中國在春秋以前,社會上階級森嚴,各國多有君子與小人兩種階級的劃分。君子指君團的後代,也就是貴族之意;小人便是庶人、平民。小人永遠不會成為君子,君子也永遠不會成為小人。不過這種情況到了春秋末期就被打破了。第十二章說到了春秋後期各國階級的升降,在春秋時期,庶人是不被允許參與政治的。這裡指涉的庶人,並非奴隸,而是非姬姓或姬姓的親戚,作者以為庶人就是殷商遺民;或者是被周所滅的各國貴族。

小人階級之所以能往上爬,是因為各國君王與貴族爭奪權力,因此君王為了壓制貴族,故提拔小人。古羅馬也有類似情況,不過羅馬時期的平民階級首領,為了自己的階級爭權,用立法的方式讓貴族與平民都為平等。但是在中國春秋末期,在小人階級或者奴隸之中,只有少部分有能力的人,才能夠與貴族一同參與政治。

第十三章為禮。禮在中國古代,指的是一種儀式,圖騰團中的團員,為了使圖騰本質不至於潰散,必須按時舉行儀式。在中國古代有幾種禮較為重要,如冠禮,亦即成年禮;還有婚禮、殉葬的葬禮、祭祖。第十四章為遼代契丹人的外婚與周人外婚的比較,十五章為結論。

《中國古代社會史》有幾個特點,作者使用西方古希臘羅馬時期的社會,對比中國夏商周時的社會狀態。另外作者也頻頻將民族學者或人類學者在非洲、南美洲調查原始部落的資料,拿來與中國初民社會相比。這樣的觀點頗有興味,縱使此書已出版五十餘年,仍具有非常大的可讀性。

李宗侗以圖騰的概念去理解中國古代的姓,說明姓並非只是個名稱,是具有「實質」的。這種實質稱做Mana,在中國古代稱性,或曰德。因此為了不使圖騰渙散,發展出外婚制度,這樣的特點與目前一些原始叢林社會的制度相同。並且為了讓圖騰可以延續,行禮也是十分重要的事。正因為同圖騰之間不得聯姻,所以一個部落中至少都有兩組圖騰團,部落的政治也不允許由一團所獨有,周代最初時的姬姜二姓共權,原因如此。

李宗侗的著作概念新穎,於今五十年後,仍饒富趣味。但是以現代原始叢林的原住民生活對比中國古代社會,難免不會有邏輯錯誤之嫌。之所以要將兩者對比,是因為夏商周的史料難尋,故從現存的原始社會中,找尋人類同樣的行為模式。可是古代社會模式便真能在現存原始社會中找到?恐怕還得多加商榷。不過我目前境界不足,只待日後學問漸增,再行研究。

2009年5月31日

書評:《歷史六瓶裝》

書名:《歷史六瓶裝:啤酒、葡萄酒、烈酒、咖啡、茶與可口可樂的文明史》(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Six Glasses)
作者:湯姆‧斯丹迪奇(Tom Standage)
譯者:吳平、葛文聰、滿海霞/等
出版社:聯經出版公司
出版日期:2006/08/01

人的身體有百分之七十是水,水分的補給一直是人生重要大事,因此古人類文明通常都誕生於水源邊,如尼羅河、幼發拉底河、底格里斯河、黃河、長江等。隨著人類文明的漸展,為了滿足口腹之慾以及作為乾淨用水的替代品,人們設法在水裡面添加其他物質,每一種飲料的誕生都呈現了當代文化某種程度上的面貌。正因為如此,透過飲品的發展,等於瀏覽了一次人類文明史。
 
湯姆‧斯丹迪奇(Tom Standage)是英國一位十分出名的記者與作家,同時也是《經濟學人》(The Economist)的科技編輯。他畢業於牛津大學,擅長於撰寫科學、技術及商業上之歷史性比較的文章。斯丹迪奇的著作《歷史六瓶裝:啤酒、葡萄酒、烈酒、咖啡、茶與可口可樂的文明史》(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Six Glasses),藉由六種帶有刺激性的飲料,顯示不同文明之間的交互影響,並且在過往的歲月中留下了點滴痕跡。
 
在閱讀這本書以前,我們得先進行書的外部考證。斯丹迪奇並非歷史學的專業學者,書中任何一個章節橋段,都沒有註腳顯示來源,根本無從證明其可靠性,很顯然地,作者並不想把這本書變成難以親近的磚塊書,因此我們只能把此書視為歷史普及讀物。雖然文章末尾附有文獻來源,作者也很好心的將每一本他所閱讀的書,依照每個章節分門別類,但是這些書都屬於其他學者咀嚼過的資料,而非直接史料。當然,這本書仍有其可讀之處,閱讀過作者綜合學者研究的資料,或許當我們日後見著啤酒、葡萄酒、烈酒、咖啡、茶或者是可口可樂佇立眼前時,至少能跟伙伴們吹噓一下自己的見識,而不只是無腦地喝下肚。
 
本書作者舉出了六種飲料,每一種都標誌了重要的歷史轉折,分為六個章節敘述,第一章從啤酒說起。人類的文明在早期有過一場農業革命,生產方式從採集狩獵轉成農業畜牧,最主要的農產品當屬穀物。因此人類最早期的人工飲料,可能就是啤酒。目前並不確切知道人類生產第一桶啤酒的年代,不過約在西元前四千年,美索布達米亞地區有一幅壁畫,上頭有兩人用細條狀的物體插入類似酒罈的物體中。作者說明這是兩個人用葦管從一個陶製大酒罈中吸引啤酒(因為古時啤酒表面飄著穀粒、穀殼和其他雜質,只能用葦管才能避免把雜質喝入嘴內)。
 
作者在書中闡述了啤酒產生的可能過程,認為這種情況應該和穀物保存有關。人類在保存穀物時,發現了穀物的兩大特性;第一個發現是穀物受潮後會發芽,並且有甜味。第二個發現,是穀物製成的粥放置若干時間會發酵產生酒精。由於穀物的數量遠比水果、蜂蜜要來得多,就算人類第一次發現的酒並非穀物製成,然而穀物也具有數量上的優勢,這使得人類初期的酒類以啤酒為主。
 
人類文明產生了啤酒,啤酒又影響了人類什麼?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碰杯,也就是台灣俗稱的「乾杯」。在世界上有許多地方的人們都具有這種行為,從台灣、日本、中國到希臘、德國皆然。斯丹迪奇則指出,酒精飲料會麻醉神經,產生模糊意識,這種功效對於古人具有超自然能力,因此啤酒被視作神傳給世人的飲料。對於有喝啤酒歷史的民族來說,啤酒在宗教方面都發揮著重要作用,如印加人舉杯朝向太陽,把酒灑在地上祭神。中國人則把啤酒用在葬禮或者其他儀式上。今天人們舉杯祝福,不管是求婚姻美滿或者慶祝工程順利,都是回應遠古的理念,因為酒精能夠喚起超自然能力。
 
斯丹迪奇將史學界的假設整理,提出一個啤酒影響人類的假設:人們為何棄獵從耕?很可能是啤酒出現後,在社會交往、宗教祭祀方面佔有重大地位,為了保證啤酒生產穩定,因此希望自行種植稻穀。另外,啤酒很難長期儲存,在完全發酵前就會被喝完了,這種啤酒酒精含量低,卻充滿了懸浮酵母菌,大大地提高了蛋白質和維他命含量,可以避免人類從狩獵進入農耕的過程中,由於減少肉類攝取所造成的營養結構性失調。
 
葡萄酒誕生的時間也相當地早,在書中的第二章裡,斯丹迪奇根據史料表示,葡萄酒的釀造在西元前四千年以前的新石器時代就有了,年紀幾乎跟啤酒一樣老。葡萄酒早期因為原料來源不足,曾經是珍貴的飲品,成為社會地位的標誌。後來隨著葡萄酒的大量生產及貿易發達,鍾愛啤酒的美索布達米亞人紛紛接觸到葡萄酒,於是啤酒從「文明飲品之冠」的寶座上被趕了下來,葡萄酒的時代終於開始了。
 
希臘人十分喜愛葡萄酒,其地形與氣候也為葡萄生長提供了理想的自然條件,因此希臘的葡萄酒產量豐富,價格低廉,大部分人民都有能力消費。因此能否喝到葡萄酒並不重要,重要的是喝哪一種葡萄酒。葡萄酒的生產帶動了品牌的概念,不同產地的葡萄酒製造商開始採用各種酒罐來盛裝。葡萄酒也是把古希臘思想傳播到世界各地的大規模海運的基礎。當時有關詩歌、政治、哲學的探討都是在酒會上進行,與會者共同喝著稀釋的葡萄酒。
 
希臘人將葡萄酒當作自己的文化品味,對於征服希臘的羅馬人也是。羅馬人仿效希臘風俗以顯示修養。因此有人說,表面上羅馬人戰勝了希臘人;實際上羅馬人被希臘人的文化打敗了。不過從另一方面而言,葡萄酒代表了腳踏實地的誠實勞動,對於羅馬人來說,葡萄酒代表他們的起源,也代表現狀。羅馬軍團百人隊的徽章,就是一個由葡萄枝製成的木權杖。羅馬帝國的階級制度也在葡萄酒的等級中徹底產現。
 
葡萄酒在羅馬帝國的社會裡,除了精確地描繪了社會階層劃分,另一方面也充作藥品。蓋倫(Galen)是西元二世紀的羅馬醫學家,他繼承西元前三百七十年以前的古希臘醫師希波克拉底(Hippocrates)的學說,認為人有四種體液:血液、黏液、黃膽汁和黑膽汁,疾病是體液失衡的結果。蓋倫視葡萄酒為燥熱的飲料,易生黃膽汁,減少黏液,因此身體寒冷的人應該飲用。
 
不管是啤酒、葡萄酒,或者用其他食材釀造的酒,這些都不耐久放。直到人類以蒸餾的方式將酒中大部分的水分蒸發,得到了烈酒,才產生了可以永久存放的飲品。本書第三章談到了烈酒的誕生來自於阿拉伯人的蒸餾技術,這種技術藉由對液體的汽化、冷凝,分離和淨化出液體中的內含成分。蒸餾的設備最早在西元前四千年以前的美索布達米亞北部就出現了,早期用於生產香水,後來用於酒類。不過蒸餾過的酒起初被阿拉伯人當作一種煉金物質或者藥物,真正被用來廣泛飲用,要等到蒸餾技術傳到基督教歐洲。
 
高濃度的酒在歐洲起先也被視為藥物,這是因為葡萄酒本來就被認為具有療效,人們也相信高濃度的葡萄酒,應該會有更好的效果。當時許多的醫學論文,都把蒸餾酒稱做「生命之水」。推崇者相信「生命之水」具有美容養顏、改善記憶力、治療大腦、減輕牙痛等功效,簡單地說,它被視為一種萬能藥。不過對於更多人而言,「生命之水」最大的效用,就是使人輕易地醉倒。
 
烈酒在大航海時代大量生產,由於保存容易,不易腐壞,甚至被當作交易奴隸的貨幣。原本葡萄酒也被當作貨幣,不過蒸餾過的白蘭地,比起葡萄酒更佳合適,非洲的奴隸販子也十分喜歡,飲用進口烈酒成為他們顯示身份的標誌。
 
啤酒、葡萄酒以及蒸餾過的酒,都代表了不同時期的人們對於酒精類飲料的喜好。這些飲料都會麻痺神經,使人產生快樂的滿足感,甚至造成脫序的行為,但是接著上場的飲料就不是如此。在第四章登場的咖啡,由阿拉伯世界傳入歐洲,再散播至全世界,它同樣也會使人的身體產生變化,不同的是酒精使人恍神,咖啡使人提神。
 
咖啡的興奮作用,使一些阿拉伯學者持反對態度,一五一一年六月,伊斯蘭宗教首領在麥加宣布對於咖啡的禁令,不過隨後便又公開販售,這是因為咖啡喝得再多,都不會致醉。但是在另一方面,由於各地的咖啡館成為流言蜚語、政治演說的溫床,也有許多人會在咖啡館下棋(伊斯蘭法律禁止人民用棋類遊戲賭博)。咖啡館在此時對於人們的觀感,應該有點類似於台灣早期對於撞球間的看法。
 
待咖啡傳到歐洲時,咖啡館同樣扮演了相同的角色,在英國倫敦,咖啡館成為清教徒聚眾、謀反者策劃陰謀、資本家思考擴大資本的場所。同樣也引起許多人的反感,酒商和酒館的老闆就不必說了,有些醫學家和評論家也大聲撻伐,有些人認為咖啡有毒,也有人覺得咖啡館使人們浪費太多時間,忽略了正事。但是儘管許多人反對,咖啡仍舊成為倫敦社交生活、商業生活和政治生活的中心場所,根本無法禁絕。咖啡館也逐漸成為學生與學者進行學術討論的集會地,如羅伯特‧虎克(Robert Hooke)、克里斯多佛‧雷恩(Sir Christopher Wren)、愛德蒙‧哈雷(Edmond Halley)等。咖啡館裡的討論促使後來科學的昌盛,甚至引發了革命思想;一七八九年七月,法國大革命的前夕,演講者就在咖啡館裡慷慨激昂地表達自己的理念。
 
斯丹迪奇在第五章提到了茶與大不列顛帝國。茶是中國文化的一部份,斯丹迪奇在書中表示,茶原本生長在喜馬拉雅東部叢林,最早被當作藥用與食用,之所以傳入中國,應該與佛教有關。中國最早對於茶的記載,是漢代的一本名《僮約》的書,描述了選茶、泡茶、斟茶的方式。茶成為全中國性的飲料,則要等到唐代,當時甚至出版了《茶經》,把茶從栽培到煮泡的過程,十分詳細地記載下來。當時的中國人也很注重喝茶時的禮儀,不過這種禮儀卻在日本發揚光大,稱為茶道。
 
歐洲人在一五五〇年代便注意到中國的茶,不過中國人飲用的多是未發酵的綠茶,但是歐洲人卻喜愛全發酵的紅茶。茶葉引入歐洲的時間比咖啡要早,可是十分昂貴,所以茶對於歐洲人的生活影響不大。在十七世紀末時,茶在法國貴族之間風靡一時,只是他們將茶水與牛奶混著喝,也有加糖的習慣,這倒與中國傳統的喝法不同。
 
在歐洲大陸,茶的盛行時間很短,咖啡與可可很快地取代了茶的地位,在英國卻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。斯丹迪奇指出,在十八世紀初,英國的東印度公司在中國建立貿易站,直接從中國進口茶葉,價格也一直下跌。到了十八世紀末,英國幾乎人人都飲茶。茶的價格低廉,不論貧富都喝得起,成為英國的國飲。
 
當茶在英國盛行時,想要保持茶葉供給穩定的想法也興起,斯丹迪奇認為,這種慾望對於英國的對外政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,甚至間接地造成了美國獨立。對茶的慾望,使英國人大量用鴉片換取中國白銀,再用白銀購買中國茶葉。阿薩姆的紅茶也在此時大規模生產,成為舉世聞名的茶葉。
 
本書最後一章的主題為可口可樂,人類的故事也談到了美國崛起。可口可樂具有三種元素:蘇打水、古柯葉、可樂果。這三種在當時都被視為藥物,例如蘇打水,人們一直傳言它有醫藥功效,也有很多人把蘇打水跟檸檬汁或者葡萄酒混合飲用。但是在美國,蘇打水卻搭配了特製的糖漿。根據可口可樂公司的官方記載,1886年,美國的一位藥劑師約翰‧彭伯頓(John S. Pemberton)在自家後院調製藥劑,無意之間發現了一種焦糖色的液體,加入了蘇打水後,就成了可口可樂。
 
蘇打水其實對人體不具有任何功效,但古柯葉與可樂果就不同了,這兩種植物都具有提神醒腦的作用,古柯葉所含的可卡因甚至能讓人上癮(後來便不使用可卡因,但仍會加入古柯葉的汁液)。由於兩種主要添加物具有提神效果,因此可口可樂早期也被視為藥物,當時的廣告也不斷提即可口可樂的療效。
 
可口可樂在當代被視為美國文化的代表之一,它代表了資本主義、美國夢,或者一種美國霸權。可口可樂跟著美國一起成長,在二次世界大戰時,它也跟著美國大兵一起出征。斯丹迪奇以為,可口可樂不僅展示了美國,並且向世界介紹了一種全球市場統一化的商業模式。因此有些反對全球化的人認為,美國正在打一場世界征服戰,他們所進行的是文化滲透、市場擴張,以及用微軟、麥當勞、可口可樂為代表的品牌戰。
 
《歷史六瓶裝》展示了六種飲料在人類過往生活的影響。作者流暢的文筆引領我們進入歷史,將六種飲品一字排開,述說著飲料與人們之間的聯繫。這本書並非專業的歷史論文,不過卻方便架構歷史初學者對於世界史的認識。世界史的脈絡總是從兩河流域與埃及文化說起,接著是希臘、羅馬、中古歐洲、阿拉伯、印度、中國、文藝復興、科學革命、工業革命、美國崛起。但是斯丹迪奇的世界史不談戰爭與政治,以飲料做為主角,讀起來別有風味。
 
本書內容仍有些缺點,例如在第五章,作者提及「生活在西元前六世紀道教創始人老子認為,茶是延年益壽的必備佳品」。真不知道這個典故從哪看來的,一來道教與老子的淵源乃後人附會之說,二來老子的道德經也沒提過茶。作者在處理自己不熟悉的領域前,實在該更加謹慎看待。
 
此外讀者也需注意翻譯者的角度,本書的翻譯者是中國(大陸)學者吳平等人所譯,在內文第五章,翻譯者是這麼寫的:「茶葉憑藉著對大英帝國政策的影響改變了世界歷史的進程,鑄成了一幕幕諸如美國獨立、中國封建王朝衰敗這樣的人間傳奇。」中國的「封建」王朝是典型的中共史觀口吻,它代表著一種意識型態的展現。讀者若是要求實事求是,應該參照原文才好。(當然若看得懂原文早看原文了)
 
此書的作者處理歷史的角度深具西方文化觀,事實上在中華文化裡,酒與茶也影響中華文化圈甚深。如中國詩人李白被後代謂為酒仙,其詩「將進酒,君莫停。與君歌一曲,請君為我側耳聽。」至今仍為人津津樂道。現代詩人余光中的〈尋李白〉一文,則道出了李白的豪氣:「酒入豪腸,七分釀成了月光,餘下的三分嘯成劍氣,繡口一吐就半個盛唐」。
 
茶文化則在唐代時盛行,並從中國本部傳至周圍地區,各地的茶文化皆略有不同,如台灣的工夫茶(一作功夫茶),極力講究泡茶的順序、方式以及水的熱度。西藏人則喝酥油茶,在茶裡面添加鹽、牛奶或羊奶及酥油。這些文化的影響層面,並不會比啤酒、葡萄酒、白蘭地、威士忌、咖啡、可口可樂來得少。
 
當然文章批評至此,顯得有些吹毛求疵,即便是西方漢學家也不一定能通盤了解中華文化圈裡的情況。只是當我們在讀西方文人的作品時,亦可以思考一下自己身處的文化環境,或許假以時日,也能寫出具有台灣觀點的通史著作。

2009年5月18日

第五屆文化交流史學術研討會心得

這一兩天參加了輔大第五屆文化交流史:「中心」與「邊緣」的互動國際學術研討會,有許多學者參與,如汪榮祖、克思明、李金強、陳健文、莊吉發、王芝芝、林孝庭、高郁雅、陳方中、許毓良、SallyK.Church(此排序不代表任何意義)等等。




在會場中,我最有興趣的是許毓良老師在昨天下午發表的

〈戰後初期中國對台灣的認識1945-1949-以《旅行雜誌》為例的討論〉

這篇論文讓我回憶起一件事。我過去曾讀過一些資料,顯示了在二戰以前,有某些中國人,將居住在台灣的原住民與漢人,定為成一個民族。這裡舉幾個例子:



1.1930年代,上海出版了《世界弱小民族問題》,將台灣人列入弱小民族範圍內。

2.東北抗日軍在1936年曾經發表一篇聲明,宣言裡提到要結合弱小民族聯合戰線,裡面也包括了台灣人。

3.1937年劉少奇曾經指出中國的對外政策的其中之一,在於「組織與援助朝鮮、台灣人民的獨立運動」。




換句話說,在1930年代的中國,將台灣視為外國的,至少也是屬於非中國的。那麼,如果可以探討中國對台灣認識的轉變,或許是個有趣的題目。(當然也是個龐大的題目)

不管站在中國的角度或者台灣的角度,台灣對於中國,在大部分的時間中都屬於邊陲,一直等到清廷注意海防的重要後,台灣才被納入中國的一環,成為中心的一部份。可是到了1895年以後,台灣又成為了邊陲,甚至超出了邊陲之外。

台灣人似乎就在1895年誕生了。這裡所指的「台灣人」,並不是指血緣、或者民俗習慣,而是台灣人的自我認同。在日本人的壓迫下,彼此的中國味漸漸淡去,也不再強調彼此的祖籍。

如果將1895年以前的台灣漢人之情況稱為「內地化」、「土著化」,那麼1895年以後,或許可叫「去中國化」。

1945年以後,台灣從邊陲之外再度回到邊陲的地位。台灣經過了五十年的「去中國化」,是否在國民黨施行的黨國教育底下恢復中國文化呢?看起來似乎如此,從「公民與道德」的「做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」,到歷史課程的「五千年歷史」,以及音樂課
的「青海的草原,一眼看不完」。

有點奇妙的是,由於國民黨掌握的最大領土,是當初不被中國普遍承認的異地,是屬於非中國的台灣。但是台灣同時又居住著大量的漢人,在日本統治的這五十年之間,台灣人的祖國印象已經成為想像中的祖國了,在文化上雖與中國有連結,但並不強烈。因此縱使國民黨努力施行中國化的教育,打壓台灣的本土文化。不管是國文、社會、公民與道德,都充滿了中國影子。另一方面,由於政治的隔閡,台灣的中國文化又是「只屬於台灣的中國文化」,中國文化遂成為雙中心。

可是從中國的角度看來,台灣從此消解了邊陲地位嗎?政治上出現了兩個中國,在文化上,兩個中國是相同的嗎?儘管台灣政府為了對應文化大革命,在台灣推展中國文化復興,並且有許多國外學者紛紛到台灣研究中國文化。可是台灣的中國文化,是真正的中國文化嗎?還是這是我們想像中的中國文化呢?

好景不長,就在台灣看似擺脫了邊陲地位後,中國文革結束。一連串的改革開放,台灣不僅在外交上失去舞台,世界上對於中國文化的中心都不再以台灣為主。從政治到文化,台灣都成為了邊陲。同時,台灣興起一股本土風,發展屬於台灣的文化。

有些人認為這哪是台灣文化,還不是來自中國。這樣的說法其實忽略了文化傳播的特性。比如日本,我們絕不會把日本的建築、服裝視為中國文化的一環。在本次學術研討會上,也有一篇論文探討中國茶的文化在日本的發展,喝茶除了在日本成為習慣,也發展出只屬於日本的茶文化。

一名大陸學者張建華也在會場提到,他來到台灣後,輔大前面建國一路上的街道,看起來也像是北京師大師生去吃飯的那條街。台灣看起來與中國有許多層面是相同的,但也有許多是不同的。

上述的感想還不夠成熟,只是出會場後思考的事。

2009年5月17日

書評:《城市的歷史》

書名:《城市的歷史》(The City: A Global History)
作者:Joel Kotkin
譯者:謝佩妏
出版社:左岸文化
出版日期:2006/08/30

早期的人類生活以採集果實、打獵為主,區域內的食物一旦吃完了就得另覓他處,因此一直居無定所,人口數量也很稀少。後來人們學會將植物種子埋入土內,以人工的方式大量生產糧食,生活逐漸穩定,並且在統治者與祭師的領導下興建公共設施。早在國家形成前,城市便替代了國家的角色,等到國家的雛形出現後,城市依舊是國家的重心,文明也隨著城市的發展與擴張留下軌跡。喬爾˙克特金(Joel Kotkin)的《城市的歷史》(The City: A Global History),便是一本企圖統整全球城市發展軌跡的歷史書,從英文書名便可窺見一二。克特金是美國南加州澄縣雀門大學(Chapman University)的高級研究員,同時也是新美國基金會(New America Foundation)的資深研究員,是一位著名的演講者與未來學家。他在這本書以開闊的眼光處理全球城市史,希望以古鑑今,為美國城市發展提供可能的出路。

本書主要分為六個部分,每個部分各有二至四個章節。另外有前言、序論與結論。在前言的部分,克特金說明城鎮扮演了三種不同的角色,分別是:宗教聖地、安全堡壘、貿易中心。宗教為第一個因素。故第一部分的第一章命名為「神聖的起源」。克特金遵循一般歷史的探討方向,先從近東的兩河流域說起,即底格里斯河幼發拉底河之間的兩河流域。兩河流域的城市有濃厚的宗教色彩,神職人員除了平常的祭祀、占卜工作,也需負責分配工作,監督完成公共建設。另一方面,賜給埃及人衣食無憂的生活的尼羅河流域,也逐步發展出城市。只是埃及社會與美索不達米亞平原的社會不同,他們以皇室為中心,官吏、祭司、工匠、工人及奴隸認為自己是法老的子民,並非城市的一員,因此若王朝遷都,這些人也會跟著搬離。

克特金認為,「若無宗教聖地的概念,全球各地大概也難有城市興起。」不論是美索不達米亞平原、埃及、印度、中國,南美洲的馬雅與秘魯的城市,都是以廟宇及宗教儀式為生活的中心。但是宗教只是城市形成的原因之一,克特金進一步表示,如果城市要繼續壯大,必須擴充版圖,增加貿易。在西元前八、九世紀,腓尼基人已開始在海上進行貿易活動。為了因應商業活動需要的記事,腓尼基人發明了字母,這種書寫系統成為希臘字母與拉丁字母的前身。只是後來腓尼基人終究不敵亞敘、巴比倫、波斯,即便是繼承腓尼基人,在地中海壯大的迦太基亦然。「因為執拗的商業性格而走向滅亡。他們往外擴張不為長遠的眼光或計畫,只為賺錢;雖與其他殖民地保持聯繫,但卻未積極統一政權,成立王國。」克特金表示,「在遠古社會中,商業之城終究難敵侵略之城。」

作者在接下的第二部分討論了希臘與羅馬的城市發展。他說希臘的城邦彼此互相競爭,造就了高度個人主義的崇智文化,並且反映在藝術、雕刻及戲劇作品上,理想的西方城市在這些作品中逐漸成形。羅馬人則創造了特有的法律、經濟及管理制度,讓這座城市得以成為帝國中樞,勢力西至不列顛,東至美索不達米亞。至於羅馬之所以發展成帝國,是因為羅馬人將宗教信仰與有組織的軍事力量結合在一起。

在第一與第二部分探討了人類古代如何發展城市,但多是以西方為主的探討,只有少數幾個部分有略微提及中國、印度等地。雖然在第三部分裡,克特金將視野轉至東方,也只有點到為止。事實上東方的城市發展,比起歐洲在文藝復興以前,要超出太多。當然,作者也注意到這個現象,在第七章與第八章分別討論了伊斯蘭世界與中國的城市。克特金認為,在伊斯蘭教的影響下,阿拉伯世界發展出精緻的城市文化。只不過伊斯蘭教徒並非為了壯大城市才崇拜城市,對他們而言,把日常生活與神合而為一的宗教事務,比發展市政更為重要。至於中國最重要的城市,主要是帝國的行政中心。決定中國城市命運的不是經濟而是政治,而首都的位置決定了城市的衰敗。

談完伊斯蘭與中國的城市,作者緊接著在第九章說明了東方城市發展錯失了良機。他認為中國與伊斯蘭教地區的城市,不管人口與建設上都領先歐洲,為何城市的活力日漸消散,主要是因為在位者有根深蒂固的優越感。如中國認為歐洲處於最外圍,屬於蠻夷之地,根本不值得一顧,伊斯蘭境內也對於歐洲人嗤之以鼻。獨裁專制則阻礙了亞洲及伊斯蘭城市的發展,享有特權的官僚、皇室及閒置的軍隊,吸乾了帝國的財富。歐洲當然也有這種現象,只是作者表示,歐洲城市中新興的商人與工匠階級,是振奮城市經濟,並時常推動政治改革的的強勁力量,可是在亞洲,中產階級卻未掌握實權,專制王朝的抑商態度,使得海外探險減少,對沿海城市造成嚴重傷害,並使得遠洋貿易落入歐洲商人之手。

這種看法具有濃厚的西方觀點,要如何證明亞洲城市衰敗呢,根據為何?如果以人口計算的話,亞洲城市的人口可是一直超越西方的。如果是比較中國與歐洲的擴張程度,中國為大陸型世界,比起海洋型的歐洲,擴張程度有限。我們不能以歐洲在近代的向外擴張,視為西方城市的興起,而把中國不敵歐洲的擴張,視為東方城市的衰敗,兩者截然不同,只能說中國在城市文明的發展,選擇了不同的道路。作者在文章中提及了專制王朝的抑商政策,認為這是東方城市錯失良機的原因。中國早期的確有抑商的現象,但是在十世紀以後,商人已經在中國江南地區逐漸發展出城市文化。在宋代以前,商人的地位不高,不過到了明清時期,社會對於商人的態度已有明顯的轉變。功名與商業的結合是相當常見的,如鹽商的子弟成為進士,為科舉的常態。因此抑商並非原因之一。

作者在第四部分提到了西方城市的重新稱霸。他認為羅馬帝國瓦解以後,歐洲全靠基督教才得以復興城市。不過城市的復興不能全靠教會,國方安全及經濟繁榮亦為必要條件。為了防範盜匪,城市在周圍建立了厚牆與高塔,在大砲尚未發明之前,這足以抵擋任何的攻擊。威尼斯則靠商業興起,代表了往後現代都市的樣貌。這個經由選舉產生的寡頭共和國,基本上以商業利益為考量,到了十六世紀早期,結合了貿易及工業的威尼斯成為歐洲最富裕的城市。

為了避免威尼斯與阿拉伯的商業壟斷,西歐試著尋找到東方的新航線,西班牙、葡萄牙因此崛起。法國巴黎的發展方式則不同,古羅馬在塞納河的島嶼定居,算是巴黎最早的根源。十世紀末,卡佩王朝把巴黎定為首都,三百年後,巴黎人口增加到十五萬左右,成為基督教歐洲最大的城市。克特金認為,巴黎就像中國皇都,是個聚集了官吏、僧侶、學者與學子的繁華都市,商人主要是為了巴黎的菁英份子服務,而非出口商品。到了法王亨利四世,他決心整頓巴黎,掃除骯髒的街道,擴建羅浮宮,並且依照義大利模式建造了許多廣場。到了十七世紀時,巴黎的人口已近五十萬。

在書中的第五部分與第六部分討論的是工業化後的城市,也是我們目前熟悉的世界。克特金首先討論工業革命的發源地英國。作者表示許多天然因素促使英國成為最早的工業大城,例如與大西洋毗鄰、河流方便運送及發電,以及後來發現的豐富煤礦。最重要的是,英國的政治及社會氣氛極適合發展製造業。英國長期統一,不像義大利因嚴重的政權分裂陷入混亂,或是像法國發生暴動。英國剷除了天主教勢力,打破中世紀的基督教分級共治,也有助英國蛻變為商業城市的新典範。

談完英國後,克特金則把目標轉向美國。美國吸引著英國及歐陸人民前往,其中以紐約最為熱門。當時的人對紐約最大的印象,是她驚人的階級流動性。一名美國工廠的勞工比起歐洲的勞工,享有更多晉升至中產階級或上層階級的機會。

克特金的角度不僅是西方觀感,更是美國的觀感。從第十二章過後,克特金花了很多的篇幅討論美國的城市,如紐約、洛杉磯等。其中也有提到非英美的城市,如日本、俄國、墨西哥、阿根廷等,可是作者的雄心壯志,卻使得讀者找不到論述的中心。

本書最後一個部分,也就是第六部分,討論了現代大都會的發展與未來。從二十世紀後,城市的發展以舒適為主,或者說是以符合資產社會需求的城市。洛杉磯的發展便以這方向進行,政商界希望將洛杉磯打造成人間天堂,而非任由城市自然發展。他們分散工廠,並且分散勞工階級的住宅,避免過度擁擠。附有後院單棟住宅日漸普及,在1930年代,單棟住宅佔城市住宅的百分之九十三。洛杉磯為世界呈現了一種發展城市的新模式:分散、多中心、多郊區。

洛杉磯的郊區模式是城市發展史的一大轉變,早期的郊區帶有貶意,暗示教養差、眼界小、環境髒亂。可是在十九世紀,倫敦許多人的願望卻是在郊區買一棟獨棟小屋。城市的發展從中心化轉成離心發展。

克特金在最後的結論表示,現代都會過於龐大造成了某些危機,如犯罪事件、交通堵塞、環境污染等問題,特別是發展中國家最容易有此情況。一些小城市如盧森堡、新加坡等,比起一些人口多達一千萬以上的城市更能發揮經濟影響力。科技的進步也使得人們聚集在城市的必要性不再重要,企業總部或許在城市中心,但是許多營運點卻移到郊區或是較小的城鎮。

對於城市發展的未來,作者在文末指出,在全球成為潮流的時代,城市必須努力培養居民兼容並蓄的道德觀。在一座成功的城市之內,即使與大多數人不同宗教信仰的居民,也能受到基本保障。如果缺乏這種遠見,商業活力必然衰微,文化及科技發展也受阻,城市必會從生機盎然的人群交流之地,變得萎靡不振。唯有具備可有效發揮並激發群眾各種天賦的聖地,城市才能繁榮興盛。

克特金的《城市的歷史》規模宏大,時間範圍上至人類文明之始,下至基督誕生後兩千多年的現代。不管是歐洲、美洲、阿拉伯,還是印度、中國及日本,都是作者欲綜合討論的。城市的發展歷史,若從地圖觀之,可說繁星點點,每個城市的發展情況也有所不同。因此探討全球的城市史,是極具艱難的任務。輔仁大學歷史教授王芝芝在本書的導讀中,說明作者採用的觀點是相當具有歐美中心論的。這並不是個錯誤,著史本身就是一種觀點的累積,只是作者野心過大,使得號稱全球城市史的歷史書,對於不是位於歐美的城市著墨不多。然而克特金又把視野放在全世界,因此他東挑西選地,選擇了一些他個人認為具有代表性的城市。縱使克特金將他的中心思想寫在前言,認為城市史的兩大要點,一個是城鎮生活的普遍經驗,另一個是界定城鎮繁榮的普遍標準。並且說明城鎮有三種不同角色:宗教聖地、安全堡壘、貿易中心。但是整本書讀完的感想,仍讓人感覺不易閱讀,非常容易迷失在文字之中。